韩国的美丽基金会是韩国著名学者、人权律师、公民运动领袖朴元淳先生创建的社区慈善组织，我曾在那里实习过两个月。期间，我访问了很多公民社会组织和草根ＮＧＯ?结识了不少公民社会领袖、 ａｃｔｉｖｉｓｔｓ ?行动者?，ＮＧＯ工作者和志愿者。我总是问他们同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选择在ＮＧＯ工作呢？”
朴元淳：“韩国公民社会大统领”的平民道路
今天，美丽基金会已经成为韩国影响最大的慈善组织，同时，也是公信力最高的非营利组织之一。它成功的秘诀在于透明与负责的运作方式。基金会的运行成本很低，仅占捐款的５％左右。基金会在互联网上公布详尽的财政数据：收入和支出的明细账，每一个基金的每一次拨款使用情况，甚至每个员工的工资。在网上，我们可以看到基金会所有员工的月薪都在１０００～２０００美元之间，这仅仅是韩国一个普通白领工资的二分之一。对于资历更高的职员来说，这里的薪水可能只是商业机构同等职位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几分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里的工作意味着强烈的志愿精神。美丽基金会用公开透明的行动实践着对社会的承诺，用执着的激情和专业的精神赢得了公众的信任。
美丽基金会同仁称朴元淳先生为“韩国公民社会大统领”。朴先生曾多次被总统提名任教育部长、总检察长。今年初他又被提名任总理，但是他都拒绝了。随着总统大选的临近，有报道卢武铉总统有意请无党派的朴元淳先生代表执政的“开放我们党”竞选总统。我很难想象朴先生改变他坚守的民间身份，投身政党政治。在我的印象中，他既是谦和的老师，也是一位平民社会运动家。
１９５５年，朴元淳出生于韩国西南部庆尚南道昌宁郡，这是一个直到１９６０年都没有通电的偏僻山村。１９７０年，朴元淳考入了韩国最负盛名的中学京畿高等学校。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韩国政府废除全国性重点中学制度以前，这所中学都是韩国社会精英的摇篮。在韩国政坛，三分之一的部长，四分之一的法官和检察官毕业于京畿高等学校。１９７５年，朴元淳又考入了韩国地位最高的首尔国立大学。然而，朴元淳并没有选择在这条坦途上走下去，他勇敢地参与到学生运动中，抗议朴正熙的军人独裁政权。在一次示威游行中，刚刚入学三个月的朴元淳被捕，被囚禁整整一百天。首尔国立大学宣布将他开除。出狱后，朴元淳拿起背包到韩国各地旅行，在进入普通劳工和民众的生活的同时，他大量地阅读历史、政治、哲学和法律名著。后来，朴元淳回忆说，这是他生命中最宝贵的、最充实的一段时间。
１９７８年，朴元淳进入檀国大学学习。１９７９年，独裁者朴正熙遇刺身亡后，首尔国立大学即邀请朴元淳返校。然而他拒绝了这个邀请。在上学的同时，朴元淳还从事英语培训的工作，成立了一个培训学校。正当他的培训事业开始给他带来丰厚收入的时候，他却果断地结束了这个事业，全力以赴地自学法律，准备参加律师考试。１９８０年，朴元淳通过了严格的律师考试。１９８３年，在按照程序完成了政府的司法培训以后，他放弃仕途，辞去了检察官的职位，成为一位人权律师，为在军人独裁政权下受到迫害的公民伸张正义。这期间他的当事人之一就是今天的韩国总统卢武炫。当年卢武炫因为从事民权运动被捕入狱，朴元淳和其他几位律师为他辩护。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朴元淳律师还受理了韩国历史上第一起性骚扰诉讼。经过三年旷日持久的斗争，他胜诉了；随之韩国政府于１９９３年通过了反性骚扰的相关法律。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民主化运动中，朴元淳为刚刚实现民主过渡的韩国社会的人权保障和民主深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１９８７年６月２９日，军事独裁政府宣布接受民主政治，并进行全民选举。当大多数民主运动人士直接参与到选举政治中的时候，朴元淳坚持自己的民间角色，继续致力于政治的进一步民主化和公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１９９１年到１９９３年，他又在英国的伦敦经济学院和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获得了法律学位。回国后，朴元淳参与发起了新的民权组织，“参与连带”?Ｐｅｏｐｌｅ＇ｓ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ｆｏｒ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推进人权的保障与民主的深化。
１９９７年金大中当选总统，实现了韩国历史上第一次民主的政党更迭，标志着韩国民主的初步成熟。朴元淳恪守自己的理念，拒绝从政。他希望通过公民参与的力量来促进政治生态的改善和民主理念的普及与深化。
就在“参与连带”影响力达到高峰时，朴元淳先生意识到全国性、政治性ＮＧＯ组织的局限性，也发现了地方性草根ＮＧＯ发展面临的严重问题。２０００年他辞去了“参与连带”领导职务，创建了慈善基金会“美丽基金会”和慈善二手店“美丽商店”，开始他人生中的又一个新使命：在韩国社会培养建立一种“关爱”与“分享”的文化。美丽基金会和美丽商店给无数的受助者带来希望，同时也感动了朴元淳自己。他说：“当我们看到那些自身就需要帮助的人毫不犹豫地捐助他人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充满了崇敬之情。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他们往往会说，‘生活的目的是为了快乐。这点捐款其实是为了我自己的快乐。当我毫无条件的与他人分享我仅有的一点点东西的时候，我的快乐是语言无法表达的。所以，这样的捐献最终是为我自己的。’这些捐赠者才是生活中真正成功的人。”
美丽基金会和商店的目的不仅仅是直接帮助社区中弱势人群，更重要的是支持地方性草根ＮＧＯ的发展，从而促进地方社区的复兴。作为美丽基金会的领导者，朴元淳超越了党派和政治的界限，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当美丽基金会和美丽商店获得了很大成功，管理团队成长起来以后，他又开始了下一个探索。２００５年底，致力于提出创新性实用性公共政策的独立智库“希望研究所”正式成立。
希望研究所迅速汇集了四十多名各领域具有一定实践经验的专业人士，进行社区复兴、城市规划、地方文化政策、社会改良意见征集等多方面的工作。韩国长久以来的中央集权政策造成了地方资源匮乏、自治能力缺失，希望研究所最重要目标就是通过公民社会的力量帮助地方社区的复兴。一方面，研究所成立了“县市长学院”，专门针对刚刚当选的地方行政长官进行公共政策、城市规划、文化创意方面的培训；另一方面，深入到地方基层去发掘当地公民社会的现有资源，动员组织这些当地力量来推动地方社区的复兴。
正如同几年前人们怀疑美丽基金会和美丽商店的可行性一样，希望研究所的诞生也遇到了许多的困难。朴元淳先生全身心地投入到希望研究所的筹备工作中。他在办公室里准备了一张折叠床，最紧张的几个星期他就住在办公室里。研究所成立后，他马不停蹄的奔走在各地，访问草根ＮＧＯ和社会运动者、学者、宗教领袖，听取他们对地方经济社会文化的意见，寻求解决地方问题的方法。而他首先开始调研的地方就是几十年来被中央政府忽略、经济发展最落后的全罗南道和全罗北道。
２００６年６月１６日到２１日，我随朴元淳先生到全罗道调查学习。临行前，研究所的同事们告诉我，虽然全罗道有韩国最好的美食，但是跟随朴先生旅行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曾随他下乡的年轻人去过一次就不敢再去了，实在是太辛苦了。我无法想象其中的辛苦，反而期待着到美丽的南方旅行。出发的时间快到了，朴先生还在主持希望研究所第一期“县市长学院”的开学研讨会。后来他背着一个大书包，一路小跑赶过来，一上车就拿出一本书仔细的阅读，书的内容就是关于我们即将访谈的长城郡郡首（县长）的事。
在这次调查中，我们辗转长城、光州、全州、金堤和群山，日程排得满满的。每天的第一个访谈都安排在早餐时，而几乎每天晚上的最后一次访谈都会到深夜十一点左右。到长城郡的第二天，我们早上五点半就驱车前往大山深处的少林窟，拜访一位曾因抗议军人独裁而入狱的高僧。十点钟去参观了长城郡的几个地方文化开发项目，中午又来到一个林场访问一位义务看林人。下午赶往两百多公里外光州。在光州的一家小餐馆里，我们几个年轻人享受着全罗道美食，而朴先生匆匆吃了几口后就专注地和光州独立新闻报人探讨地方性独立媒体的生存发展问题，并快速地用笔记本电脑做纪录。晚上，朴先生出席由光州的基督教、佛教团体和美丽商店共同主办的夏季露天音乐会。这一天朴先生工作了十六七个小时，各个会议之间几乎没有休息。每次出去，他总是搭乘当地ＮＧＯ人士的汽车，这样他可以充分利用路程上的时间来更多的了解当地情况。如果坐自己租来的汽车，他就常常在电脑上整理刚才会议的纪录，或者准备下一个访谈的内容。只有完成了最后一个访谈，他才会在车上睡着。
结束调查回到首尔已经是夜里十一点了，第二天中午朴先生又要到另一个城市出席当地第一家美丽商店的开店仪式。看着朴先生背着书包，拎着行李消失在夜色中，车上的三个年轻人无语。看到了朴元淳先生选择的生活，我问自己：这样的生活是我想要的吗？
超负荷的工作是朴元淳先生生活的常态。他认为，民主化后的韩国社会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正经历着迅速而深刻的变革，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式微，贫富悬殊不断扩大。然而，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面对这些挑战却显得无能为力；同时，曾经影响巨大的韩国社会运动却失去清晰目标，面临着丧失活力的危险。因此他主张超越以前抗议式的、政治性的公民运动模式，把公民运动深入到社区，深入到基层，发动民众参与社区自治，尽早实现地方社区的复兴。所以他总是觉得时间不够，与自己已经上大学的儿子和女儿的交流，也只能保证每个月一次。
作为多家著名企业的律师，朴元淳先生在八十年代时的收入已经很丰厚。然而他也代理人权案件，并积极参与反对军人独裁的民主化运动。民主化初步实现以后，他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哈佛大学学习法律。１９９３年回到韩国，他做出了一个惊人决定，放弃自己的律师事业，全力从事推动参与式民主的社会运动。为了帮助“参与连带”租下办公室，他卖掉了自己的房产来支付高额的押金（韩国特别的租房方式是首先交付高额的押金，月租很低或者为零。房东用押金去投资或者储蓄获取收益），成了无房无车的“无产阶级”。从那时起，他们全家就住在租来的房子里。
２００６年初，韩国总理李海赞因为在灾难时期打高尔夫球而被迫辞职，我就此事问过朴先生：“八十年代和您一起推动民主化运动的行动者（ａｃｔｉｖｉｓｔｓ）如今很多都成了政府的高官或者国会议员。官员们和企业家打高尔夫球仿佛是各国政坛的常见现象。为什么他们喜欢打高尔夫球呢？为什么您不打呢？”他说：“政府官员喜欢和商界富豪打高尔夫球可能是因为他们都想得到更多的利益。大家都很清楚，我们不追求任何利益，也不能给企业带来利益，我们的事业之所以得到了民众和企业的支持，是因为捐款者认同我们的事业。再说，我也不会打高尔夫球。运动确实是很有必要的，但是ａｃｔｉｖｉｓｔ这个词本身就说明我们的工作就是一种运动，所以我们每天都在运动啊。假如有时间，我倒是愿意和基金会的同事一起去爬山，这才是快乐的运动。”
从朴元淳先生身上，我看到真挚淳朴的生活是可能的，勇敢无畏的选择是可能的，孟子所言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生是可能的。另一种人生是可能的。
一个盲人的乡村图书室
吴云泰是全罗北道金堤县南部村一个普通村民。尽管他几乎丧失了视力，却是一个远近闻名的草根社会活动家。他把自己的家改造成了一个小有规模的乡村图书室和青少年学习室，并且把一辆客车改装成了一个流动图书室，将服务范围扩大到周边的村庄。
我曾跟朴元淳先生拜访过吴云泰先生。那天我们赶到约定会合的路口的时候，一辆蓝绿相间的中型客车已经等在这里了，这就是著名的流动图书室。吴先生三十多岁，视力不好却相当机智敏锐。他的助手兼流动图书室的司机是同村的朋友，已经做了好几年志愿者了。我们在吴先生的村子里看到，农田里刚刚插上了水稻。和中国一样，干农活儿的大多是中老年农民，年轻人到城市寻找就业机会。
吴先生的房子是一个普通的农舍，正屋门口挂着”南部村青少年学习室”的牌子。和其他人家不一样的是没有院子，他把院子改成了一个开放的停车场兼篮球场。他的图书室四壁都是落地的书架，摆放着几万册图书。中间是两排长长的韩式矮木桌，村里的孩子们可坐在地板上舒舒服服的看书学习。这间宽敞舒适的青少年图书室占去了大半个房子，吴先生自己的卧室和厨房都挤在一旁狭小的厢房里。
吴先生说自己多年前就意识到农村民众，特别是青少年文化生活的贫乏，所以把自己的房子拿出来设立了这个图书馆。他的坚持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地方政府从几年前开始提供少量的资助，并发动政府职员捐献图书，还把一辆退役的客车捐赠给吴先生，改装成了今天的流动图书室。吴先生是几个ＮＧＯ的重要成员，致力于维护农民的权益和改善农村的环境。每当村民们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找他来主持公道、出谋划策。当我们离开吴先生的村子的时候，朴元淳先生对我说：“他和我没有什么不同。虽然他几乎失去了视力，但他看得和我一样清楚。”
司机文钟硕：从学生抗议运动者到社区服务ＮＧＯ工作者
每次到南方采访调查，除了朴元淳先生，最辛苦的就是司机文钟硕了。几乎每次朴先生到南方，都是文钟硕开车。他还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摄影师，拍摄了很多社会运动者的照片。有趣的是，他是希望研究所的创始成员之一，也是研究员。但他现在辞职不干了，回到了自己原来的草根ＮＧＯ。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辞职，他说他觉得自己不适合在研究所这样的机构工作。八十年代他上圣公会大学的时候成天参与反对军人独裁的抗议示威，毕业后继续投身基层的公民运动，没有好好读书，所以至今连英语都没有掌握。他认为，到社区才能更好的发挥自己的作用，更能直接的帮助社区中的人群。说起自己的草根ＮＧＯ，文钟硕总是非常骄傲。虽然这个组织很小，只有四名全职工作人员，却是一个著名的草根ＮＧＯ。这个组织有一个美丽的名字，“Ｐｕｒｕｎ市民连带（绿色市民连带）”。韩语中ｐｕｒｕｎ就是雨后蓝天绿草的颜色，象征着清新、阳光、生命和希望。
“绿色市民连带”主要有三大工作：１、为外国移民和劳工提供维权、教育和文化服务；２、为社区内的老年人提供教育文化活动；３、为社区内的贫困家庭提供福利保障服务。我去“绿色市民连带”参观时，看到一群大学生志愿者正在大包小包地往外搬衣物。这是在把社区居民捐献的衣物分配给有需要的家庭后，将剩下的捐献给社区里的美丽商店。“绿色市民连带”办公室所在地区是大学区，很多大学生志愿者就来服务。办公室非常拥挤，这时正好有几位嫁到韩国的外籍妇女带着孩子在这里等待韩语学习班开课。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妇女嫁到韩国，她们大多来自相对落后的东南亚，南亚国家和蒙古国。由于语言不通，文化差异大，她们很难融入韩国社会，也常常成为歧视的对象，甚至受到虐待。另外，韩国也引进了大量外国劳工来从事所谓的“３Ｄ”工作（ｄｉｒｔｙ?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即脏活、苦活和危险的活，其权益也往往得不到保障。很多的外劳已经在韩国居住多年，为社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却难以获得居留权。“绿色市民连带”向他（她）们提供韩语培训、电脑和多媒体课程，组织野餐和其他的文化娱乐活动。“绿色市民连带”不但是一个学习的地方，更重要的是为外国移民提供了一个相互联络感情，融入韩国社会的场所。附近几个大学的学生志愿者，特别是外国语大学的小语种学生，是这里韩语教学的主力。外国语大学大四的学生李贞烨的专业是汉语和土耳其语，她每周来这里来教两次韩语；越南语专业的金惠珍来这里专门辅导一位来自越南的妇女；而教多媒体的老师是一位独立制片人，她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韩国导演。我问她们为什么来这里做志愿工，李贞烨说，“前年我在英国学习的时候得到了很多当地人的帮助。所以我回到韩国就想来帮助在我们国家的外国人。”
作为一个小型的草根ＮＧＯ，“绿色市民连带”只有四名工作人员，五十多个志愿者，一百名会员，财政也是非常拮据的，整个机构一年的经费只有约七万美元，其中３０％来自会员的捐款，５０％来自社会募捐，还有２０％来自其他ＮＧＯ或地方政府项目拨款。ＮＧＯ职员的工资本来就很低，而草根ＮＧＯ工作人员的收入会更低。“绿色市民连带”的四名工作人员只有三人领取薪水，每人每月八百到九百美元，这只是普通公司职员工资的三分之一。在首尔，一个四平米的“考试院”学生公寓的月租金也要三百到四百美元。然而，“绿色市民连带”的会长徐和辰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快十年了。创始人文钟硕辞职前在希望研究所的工资每月有大约二千美元，在这里工作却一直不支取薪水。他的妻子是一位服装厂的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一千美元左右。这样的收入在首尔养家糊口是相当不易的。文钟硕自嘲的说，自己没钱的时候只好向太太伸手，“这就是ａｃｔｉｖｉｓｔ的生活。”
文钟硕有一个十五岁的儿子叫文友林，这是一个带着工人阶级自豪感的特别名字。令文钟硕最感到骄傲的就是：“我的儿子的理想也是要做一个ａｃｔｉｖｉｓｔ?”我曾经问过很多著名的ａｃｔｉｖｉｓｔ自己孩子的梦想是什么。他们大多无奈的说，孩子想成为电视主播或者企业家，都不想走父母的道路。
在告别文钟硕的时候，我们相互说了一句韩国人最爱说的英语：“Ｆｉｇｈｔｉｎｇ?”――战斗。愿我们永远像ａｃｔｉｖｉｓｔ一样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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